黄仁宇的书  要自己看  因为前后文的关系  基本上摘的都是没什么前后文的  其他 都画在书上了  挺好

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

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，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了统一，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。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。

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“15英寸雨量线”吻合。

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（光武帝刘秀），也不是以评论人物为目的，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剖面的文章，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，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。

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，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结果。况且宦官，女后，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，他们不过是造成事实的工具。

根据以上的立场，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，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。直到外强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，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。我们写历史，也要基于这种着想。

法国历史学家Fernand Brandel曾说：“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串通一气（becom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）它本身即成为国家。”

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，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，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。

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分问题，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（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，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穿各朝代的前后联系）。

《中国大历史》

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“宏观经济学”（macroeconomics），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“微观经济学”（micro-economics）。

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，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。

我写的历史是以技术的角度看历史，不是以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。

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，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，和时而润泽大地，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，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。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，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。

可是向“负”的因素反抗，本身并不能立即成为“正”的力量。

一般而论，历史家之职责限于叙述过去。习惯也要求他对现状保持起码的距离，以防备事体可能之逆转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

这些事件，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，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，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，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。